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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院千年流变走在复兴路上

发布日期:2022-09-21 12:1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书院之名,最早见于唐代,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教育交流组织,也是中国传统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“大学”之地。书院历经千年,遍及华夏,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居于重要地位,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

 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书院文化,解读传统书院对现代教育、现代书院的启示意义,去年,海天出版社联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精心策划出版了“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书”。该丛书从书院历史切入,围绕“书院教育、书院精神、书院建筑、书院经费”4个主题,系统梳理了书院文化的精华,掀起了新一波“书院热”。

  丛书主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、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表示,书院在中国有千年发展历程,是一段“有意思更有意义”的历史。知晓千年书院的创办历史、倡导的精神、存在的空间、经费等运营模式,可以为老书院的修复和新书院的创建提供历史借鉴。

 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,邓洪波就一直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潜心研究书院文化。他主编的《中国书院文献丛刊》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”的阶段性成果,推进了中国书院学的发展,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认可。

  自唐始至1901年清朝宣布实施新政,1200多年间,我国历代创建的书院共有7525所,涌现出不少知名书院,大多数书院都是由最初的私人隐居读书逐渐发展为辟舍建院、聚书收徒,讲学传道。设置的地点也多在依山靠林僻静之处,像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等,其中“弦歌不绝,学脉延绵”的岳麓书院作为跨越千年还“活着”的古老书院,至今仍办学不辍,文脉不断。

  书院始于唐,盛于宋初。宋人吕祖谦在《白鹿洞书院记》中说:“国初斯民,新脱五季锋镝之阨,学者尚寡。海内向平,文风日起,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,大师多至数百人。嵩阳、岳麓、睢阳及是洞为尤著,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。”

  南宋时期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,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,对书院的宗旨,为学之序以及修身、处事、接物之要做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,名曰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,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,对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明时论辩之风兴盛。王阳明讲学,“流风所被,倾动朝野,于是搢绅之士,遗佚之老,联讲会,立书院,相望于远近”,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,不同学派各标其旨,各张其论,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,发展成为规模很大的地区性学术活动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院“讲会”制度。

  清时开建省会书院,雍正十一年(1733年)18行省建立了23个省会书院,除了每个省重点建设一两个书院,府州县书院也立起来了,形成了官方书院系统。再加上民间书院,清朝繁荣时期有5800多所书院,书院得到了大发展。

  经过千年流变,书院逐渐成为研究学问、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,具有文化传播和学校教育的多重功能。

  近年来,许多传承数百上千年的老书院得以整修和复原,传统书院开始与现代教育、旅游等产业有机结合,并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研究与交流,一些书院还“触网”兴办国学频道,让传统文化的传播真正“活”起来。许多书院被列入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,白鹿洞书院、嵩阳书院还被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

  与此同时,随着“国学热”的日益升温,社会上还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式书院,有大学自建的如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交大等跟通识教育结合起来办的书院;机构或企业自办的,还有个人开办的,像著名作家刘亮程在天山脚下兴办的木垒书院……其实,在抗战时期,我国就兴起了许多民间书院。上世纪40年代末,历史学家钱穆就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,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书院之一。改革开放后,为了重振岳麓书院,湖南省开始对书院进行多次修复。2021年,广东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出,要建设10个岭南书院作为公共文化惠民举措。

  文旅事业的兴盛发展也催生出书院与旅游发展的结合。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2020年底,我国共有新建实体书院、网络虚拟书院、修复重建的传统书院等各种形式的书院总数在3000所以上。

  深圳大学特聘研究员黄伟才在惠州创办了东江书院,定院训为“明德悟道、居宽行仁”。“我一直以来都喜欢传统文化,想找一个安放读书人心灵的地方,希望能够在忙碌的世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学习、思考的净土,搭建一方文化交流平台,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”他说。

  新时代书院的复兴,与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创新发展深刻相关,是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和探索尝试。“书院是东方精神资源的宝库,可以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经验。”邓洪波认为,“其中,学术创新、文化传承、社会担当这三点尤其值得重视。学术创新既是书院的精神内核,也是书院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。我们还要进一步系统梳理书院的传统文化资源,让收藏在书院里的文物、陈列在书院里的遗产、书写在书院古籍里的文字都‘活’起来,并积极发掘传统书院里的教育资源,将其价值取向、教育理念、培养方式、精神传统等应用到今天的人才培养中。”

  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和教育体系,书院在历史的流转中逐渐走出国门,传播到东亚、东南亚不少国家。

  明永乐年间,中国书院就曾“走出”国门,成为东亚独特的教育组织模式。书院在海外的分布,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圈和东方文化圈内。

  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曾有过903所书院,日本也有书院百余所。越南的富江书院,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(今雅加达)的明诚书院,马来西亚的五福书院、南华书院、陈氏书院,新加坡的萃英书院、养正书院等,都很有名。此外,即使在西方文化圈,书院也有强大的生命力,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,美国旧金山也有大清书院。

 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过程中,朝鲜半岛和日本处于特殊的地位。书院制度的移植,第一站就是朝鲜半岛。朝鲜的书院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的双重使命,甚至奉祀先贤比教学更为重要。

  书院也传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。最初,日本的“书院”是指一种建筑样式,又叫作“书院造”。到江户时代,随着朱子学、阳明学的传入,中国“书院”的概念才在当地学者中流传。明治维新之后,书院作为学校淡出历史,但此前出现的作为出版机构的20余所书院活跃起来,成为传播新知识的重要机构,很多书院至今还在出版图书。

  走出国门的书院,和中国本土的书院血脉相承,基本的文化教化功效保持不变,但又和中国本土书院有着很多区别,如韩国书院注重祭祀,日本书院强调刻书出版等。

  而在西方国家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,如意大利圣家书院的建立就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,其内容和形式同中国本土书院的差别更大一些。邓洪波认为:“从这些传承和演变,可以看出中国书院与儒家文化在传入地生根,实现了本地化,变成了在地文化的一部分。”